各项政策不断落地 确保到2020年农民工工资无拖欠

  • 2018-10-21 14:08
  • 来源:人民日报

 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,被雇主或单位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比例呈逐年下降趋势,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占比已由2010年的1.4%降至2017年的0.5%。农民工欠薪问题已得到明显遏制

  从今年四季度到2019年春节前,将继续组织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,推动按月足额支付工资、农民工实名制管理等制度措施尽快落实到企业

  日前,人社部对外公布第二期拖欠农民工工资企业“黑名单”。出台工资支付考核细则、实施多部门联合惩戒、设立欠薪企业“黑名单”……近年来,针对农民工讨薪这个老大难问题,各项政策接连出台。2016年,国务院给出治理欠薪时间表,明确到2020年实现农民工工资基本无拖欠的目标任务。如今,距离这一时间节点越来越近,治理欠薪效果怎样?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还面临哪些挑战?该如何应对?

  农民工的喜悦

  揪心变宽心,从年底流泪讨薪到按月领工资

  “发工资啦!”刚当上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某工地小队长的赵立业心气儿特别足,总是第一时间通知工友们查看银行账户。作为“资深”农民工,赵立业也曾为讨薪犯难过,如今,他长舒一口气笑道:“现在保障好多了,签上了劳动合同,关键还能按月领薪。”

  从揪心到宽心,这一变化背后,是国家近年来对农民工欠薪问题的大力整治。

  农民工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生力军,但过去,他们中的一些人往往流汗又流泪——讨薪难题长期存在。至2001年,这一问题进入公众视野,引发社会关注。

  面对欠薪难题,不少地方出台政策启动追缴行动。比如2002年北京对恶意欠薪建筑企业实行“一票否决”,深圳建立农民工欠薪保障基金等。2005年起,有关部门开始探索解决欠薪问题的长效机制,先后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、明确总承包企业对农民工工资负总责。到2016年,国务院提出,到2020年努力实现农民工工资基本无拖欠的目标任务,对从根本上治理欠薪问题作出全面的制度性安排。

  如今,赵立业话中的三个关键词:银行账户、劳动合同和按月领薪,都是上述政策措施落地的例证。签订劳动合同使农民工追讨工资时有证可循;办理工资银行卡让农民工工资有了一本“对账簿”,是否发、发多少,一目了然;按月领薪则为农民工领取工资提供了一张“保险单”,分散了集中支付带来的欠薪风险。三项政策相互衔接、互为依托,共同织就了一张农民工工资支付的“保障网”。

  “这几年,明显感觉到国家重视保护农民工权益,劳动保障执法力度越来越强,无论是对开发商、承建公司还是包工头都有严格约束。”来自山西吕梁的张泽龙是个有30年经验的包工头,他告诉记者,如今在承包项目时,要向劳动保障部门缴纳一笔工资保证金才能开工,不仅如此,劳动保障部门还会不定期约谈承包企业和包工头,明确要求不能欠薪。

  从工资支付链条的各个节点来看,对于末端农民工工资的保障也在倒逼前端各主体改进管理模式。“对总包企业而言,过去对劳务企业和农民工的管理深度不够。现在劳务管理更加精细化,用工动态更详细,工资保证要求更高,所有工程款要优先支付农民工工资;对劳务企业而言,支付压力增加也会倒逼企业细化任务分配、工人管理、业绩考核、工资结算等流程,加强对出勤状况及工作效率的监督力度。”中建二局北京分公司劳务管理负责人卢百华说。

 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,被雇主或单位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比例呈逐年下降趋势,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占比已由2010年的1.4%降至2017年的0.5%。农民工欠薪问题已得到明显遏制。

  包工头的烦恼

  开发商付款比例低,垫资付薪使包工头压力有点大

  经过多年的持续治理,农民工领薪已由难转易,但要从宽心到舒心,依然有一些顽症痼疾有待根治。

  “我们现在是一季度一结账,不包吃住,差不多每星期给三五百元的零花钱。”来自河北定州的老张,去年跟随认识的包工头来了北京,目前在朝阳区某小区房屋上下水改造工程中打零工,“跟工头挺熟的,就没签劳动合同,相信他的信用。”

  老张的经历折射出当前农民工工资支付中存在的问题:按月足额支付还未能完全实现、劳动合同尚未替代“口头合同”。

  记者走访发现,老张所说的按季度支付其实是集中支付向按月支付的一种过渡形态。在一些偏远的三、四线城市,等到年底或工程完工时集中支付农民工工资的情况依然存在。按月支付农民工工资为何难以实现?

  卢百华解释说,在大多数工程项目中,上游开发商支付比例往往不高,总包企业需垫资开工。尤其是中小型企业,材料支出等垫付压力更大。在这种情况下,还要预付下游农民工工资,按月支付存在一定困难。“农民工工资可不是小头,工资总额一般会占到工程款的20%以上,工资、材料费等都压在承包企业身上,压力有点大。” 卢百华说。

  当压力经由总包企业继续向下传导时,包工头的日子也“紧巴巴”。“按月支付对我这种揽‘小活儿’的包工头来说,很难实现。”张泽龙坦言,比如一个20万元的项目,活多钱少,再招财务、会计,人力成本就更高了,所以一般都由包工头统管财务,一次性支付工资。

 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,工资集中支付之所以还能存在,是因为长期以来包工头找人、揽活不靠合同靠信用。在一些地区,包工头作为中间商,两头不签合同,全凭“一张嘴说话”。“干的本来就是组织人的活儿,靠的是‘一传十、十传百’累积起来的信用,如果我这一层失了信用,除非是不打算干这一行了。”张泽龙说。

  卢百华介绍,当前我国的劳务公司发展良莠不齐,运营好的劳务公司自有工人占比较高,管理方式更加精细,但有些劳务公司为了扩大规模,会在社会上找小包工头带一批人来干活,管理松散。如果包工头信用好,一切尚可平稳运行,倘若遇到信用较差的包工头,很可能发生欠薪事件。

  “当前工程建设领域仍然是欠薪问题的重灾区。”人社部有关负责人指出,市场秩序不规范,违法分包、层层转包、拖欠工程款等问题还大量存在,部分制度建设和属地监管责任还没有充分落实,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任务依然艰巨,工资支付保障制度有待进一步落实。

  监管者的决心

  从源头抓起,创新相关制度,加大惩戒力度

  “要实现2020年农民工工资基本无拖欠目标,最大的困难仍在于如何解决工程建设领域的欠薪问题。” 人社部有关负责人说,工程建设领域产生欠薪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垫资施工、层层转包,工资支付与工程款结算等问题纠缠在一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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